2006年8月，我独自踏上北上首都的行程，目标是新华社总社。

　　北京是我一直想去的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令我痴迷，而新华社也是让我神往的地方。从1931年红色中华通讯社开始，新华社记录了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历史沿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于是，我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热情，提着行李，远离家乡上海，来到一个生疏而又熟悉的城市 ———北京。

　　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新华社位于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离大家熟悉的前门、天安门不过三站路的距离。刚踏进新华社正门(南门)的时候，建筑并未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壮观，原来我们去的时候，最高大的一幢白色基调的主楼正在修建，据说这是北京二环以内最高的一幢楼了，可惜此刻我们看不到它的全貌。往里走，发现多数楼都是古朴的青色砖瓦楼，朱红色窗户，似乎年代久远，其中图书馆那栋楼顶部还镶有一颗红色五角星。后来仔细打听，才发现新华社的所在地，在民国初年是“国会议场”，图书馆那栋楼是国民党召开议会的地方，而大礼堂也曾是国会礼堂，现在全部变成了珍贵的保护性建筑。

　　新华社的岗哨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南门、西门和办公楼门口都会有威武挺拔的解放军哨兵把你拦住：“同志，请出示证件。”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访客，无一例外需要展示出入证件，检查以后他们会向你敬上一礼，并说声：“谢谢。”

　　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新华社的下属有共10多个采编职能部门，包括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等。而我所报到的是对外新闻编辑部(Home Newsfor International Service Department)。对外部进行的是对外宣传报道，在新华社译为“publicize Chinaoverseas”，通俗说来这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我们在这里将中国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通过不同语言和信息形式发向世界各地。目前，对外发送的有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8种文字，而发送的新闻产品包括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

　　由于我学的是英语，最后进入了对外部政文组，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的英语报道。不过，新华社内部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业务调整。我刚去的时候，社里正重新建立“中心新闻采访中心”，政文组从原来的采、编、译合一的工作职责，转为编译为主、采访为辅了。

　　编译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和翻译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翻译要立足于“信、达、雅”，追求文字效果的完美。而编译工作，尤其是新闻编译的难处在于：一、新华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怎样将中国特色的报道写得让国外媒体和读者能接受，而不会认为是富有政治意味的宣传；二、作为运用外语报道的记者，写的新闻怎样让英语国家的读者喜闻乐见而不觉生硬。

　　其实，为了解决以上两点难处，对外部的领导和记者们一直在不断努力。比如新华社学习作为世界第一大通讯社的美联社，为所有记者配备了一本 stylebook(写作格式指南)，对于消息和通讯的报道，从形式和用词方面都进行了规范，“指南”上还特意总结了中国特色词汇的译法。此外，新华社 2002年成立了一个外文稿件阅评组，每年会出版内部刊物《英语报道研究》，将一年来的对外部、国外分社等部门的报道进行总结评析。这对于每一个记者尤其是新进社的人员和实习生，都是非常受用的培训教材。另一方面，对外部的新闻稿件审查比较严格，记者写完文章以后，要给外国专家进行行文结构方面的修改，最后还要由发稿人进行内容审查，方可发稿。外国专家每过几个月会写一册改稿手记，将记者文章中的典型错误列举分析。当然，社里还经常安排资深记者对新记者进行培训，也会安排记者赴国外进行新闻业务学习等。而无论是新老记者，天天都会大量阅读国外优秀新闻作品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社里如此周到的安排和记者们敬业的态度，一直令我钦佩不已。

　　“重大事件”与“社会百态”

　　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我一直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发出的稿件总是在老师的修改下变得面目全非。后来经过天天大量浏览对外部发出的稿件，学习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文章，才逐渐有了不小提高。这里可以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首先是如何选好题材。由于对外报道的对象是外国读者，他们可能是社会精英，也可能是普通百姓，因此，我们选择的报道题材一般有“重大事件”和“社会百态”两种。

　　重大事件是务必要报道的，但是一些事件，尤其是政治活动却不能像国内媒体一样报道，否则不仅外国读者读不懂，更轻易产生反感。比如在我实习期间正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本次全会强调了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对于外国人而言，“和谐社会”颇有政治宣传意味，因此，我们的对外新闻报道除了将领导人的发言全文翻译过来之外，还深入采访了社会各界人物，从百姓到富翁，听听他们对于“和谐社会”概念的熟悉，是否认为“和谐社会”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所裨益等等，这样的报道便更加有血有肉。

　　而社会百态的题材轻易让外国读者感爱好，更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民风民俗。我们经常报道电影和艺人方面的文章，国外通讯社的转载率非常高。比如，暑期关于《夜宴》和章子怡的文章不少，再比如关于“超级女声”现象。但是有些国外媒体热衷于将这些问题和政治相关联，因此报道时必须十分注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就拿我写过的一篇看似挺有意思的文章来说，这是关于许多中国准妈妈为选择良辰吉日剖腹产生宝宝的现象(Chinesemothers-to- be opt for“lucky days”)。文章中我用了一位准妈妈的话，说要在8月18日晚上8:08时生孩子，并且希望产科医生能够让孩子准点降生。后文中还补充了2000年中国准妈妈争相生育“世纪宝宝”，而现在又追求“奥运宝宝”等内容。当我们只是一笑而过地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专家却朝我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惊奇状，说中国人怎么可以做这样危险且不尊重生命的事情！我意识到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阅读时的思考方式不同，因此在后面加上了这种生育高峰将会带来种种问题，包括孩子今后的求学高峰、就业高峰，以及专家谈及这种剖腹产可能会给母亲带来的危险。从而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媒体的报道意图———既不夺人眼球也不积极鼓励，而是持担忧和反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