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做大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二、清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为之作答的，不得分。

　　三、监考人员公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是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答应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

　　政府运行以“运动”为重要特征，但这种运动并不是民间社会力量自动生成的“社会运动”，而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来推动营造的“政府运动”。从政府运动的内容来看，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如早期的“大办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晚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劳务经济”等等；也有社会领域的，如“普九达标”、“计划生育达标”；还有政治领域的，如“政务公开”、大规模的政治学习活动等等。从政府运动的层次来看，有全国性运动，也有地方性运动，还有基层性运动。省里有省里的运动，县里有县里的运动，乡镇也可以有自己的运动，比如省里有“创建文明村”，县里可以有“百村振兴”。这些上下名称不同、大小规模各异的运动，在实质内容上，有的基本一致，有的则各具神韵，也有一些其实是各唱其调。从这些政府运动的发生过程来看，基本上都是领导要求部署启动，检查考核评选开路，宣传发动的时候轰轰烈烈，检查验收浩浩荡荡。在这个过程中，各级都会涌现出若干典型，早期的典型可能是自己出现的，后来的典型，非凡是领导亲自抓的典型，则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倾人力物力营造出来的。运动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表面上皆大欢喜，总结起来成果累累，非常成功，上级领导抓得对，下级领导做得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或者是形式主义成风，用“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或者是强迫命令造成种种后遗症，如现在的巨量乡村债务有相当部分就是这些运动的“丰硕成果”。

　　2

　　碎片化现象似乎是与运动化相冲突的现象，但这恰恰是地方政府运行过程的重要特征。准确地说，应该是形式上的运动化，实质上的碎片化。就其具体表现来说，主要有：第一是“价值”的碎片化，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对于上级的部署精神，下级往往从思想上就不认同，只是表现出表面上的认同或者顺从。第二是“体制”的碎片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根据各自需要执行上级部署。所以我们看到，基层的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但是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也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但是，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因此出现众多的“文件打架”，执行文件的人员打架。这样，看上去一呼百应的政府体制其实是蕴涵着内在的割裂。

　　“碎片化权威”(fragmented authority)是美国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和奥森伯格(Oksenberg)在《中国的政府决策》(Policy Making in China)中提出的，主要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关决策过程的考察，非凡是能源部门的政策过程。他们认为，造成碎片化权威政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的人治化色彩过浓而制度化不足，而改革过程中的决策权下放则加剧了这一问题。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碎片化的分层结构特征的国家，在离心的官僚机构中形成一个谈判的政策过程。这样的政策过程是相互间不衔接的、渐进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的淡化。作为能够促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共享价值观，不再能够使得官员们保持对上级的忠诚和服从。不同的部门开始形成各自的部门价值和部门文化。二是政治结构的改变。部门天然就有分工，改革中的分权造成了权威和资源的分散分布。尤其是财政分权和答应部门自行创收来弥补财政不足的政策，使得各部门都取得了经济决策权，地方有强烈的冲动去谋取地方的利益，部门有动机去谋取单位自身的利益，即预算外收入。官僚机构具备了追求自身政策偏好、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动机和资源，对上级政策的忠诚也有所下降。三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分析。这个层次的分析涉及到官僚机构内部的联盟、政策参与者的价值观、权威和资源的结构性分布以及奖励机制。第四，对信息的控制是造成碎片化权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信息在上下级和同级之间的流动，信息失真也是重要原因，下级的领导可以选择性地向上级提供资讯。

　　在过去的20年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以加强村民委员会对集体财产把握。如1990年代末期鼓励所有的行政村发展集体企业以增加集体收入。这项举措尽管失败了，给许多行政村带了大量的债务负担，但是甚至这些债务都强化了行政村作为集体经济代表的地位。

　　作为一级组织，行政村也曾经有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提五统”，以及各种其他的杂费，“三提五统”仅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包括了乡村两级收入，大部分由乡政府使用，但是公积金和公益金被留在行政村用来维持村庄的集体支出。村委会有义务向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如修桥补路、赡养孤寡老人等等。当然在执行这些职能的时候，不同行政村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有些行政村会做得比较好一些，他们的集体收入多一些，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会相应多一些；也有的行政村除了能够维持村干部的工资，很少再有其他的职能。行政村之间的这种区别来自于行政村的资源动员能力，也来自于村干部的目标趋向。在税费改革以后，“三提五统”停止征收也就意味着行政村没有了征税的权力，行政村也不再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行政村作为集体资产代表的角色并没有发生变化。

　　行政村越来越成为村庄公共资源的直接控制者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也通过村民选举被进一步加强。从19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关于民主选举的研究有很多，对选举的程序、对选举的民主性和选举与各种农村事务的关系都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选举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却被忽视了，也就是在选举过程中，行政村获得了其组织运行的合法性。

　　到目前为止，如同村委会一样的直接选举还不曾普遍地发生在其组织或政府，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似乎只有村委会的选举一花独秀，尽管有许多学者试图将其推广到其他政府机构，如乡级政府，但现在仍然困难重重。在村委会之下的村民小组尽管也多是经过选举产生，但是这种选举远没有村委会选举的那样正式，有许多制度规定。直接选举向村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己选举的组织，农民有权力选择或罢免这个组织。但是在赋予农民以选举和罢免权力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村委会作为村庄治理者角色的合法性。